2021年,对中国共产党来说,是一个特殊的年份,因为这一最初只是浙江嘉兴红船上几十人构成的政党,而今不仅有九千余万党员,而且已经是满百岁大党。在这样的特殊年份,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,既有不可低估的成就需要总结,也有惨痛的教训和颠覆性错误必须直面。对港台社会乃至西方世界而言,唯一迫切的难题便是: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。

具体到香港社会,这一难题尤为迫切。经由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,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得以充分暴露,紧随其后的港版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,虽然堵住了国安漏洞和选举漏洞,但实践层面必然会面临各种新问题,所以香港接下来数年至关重要,是涅槃重生还是继续沉沦,关键在此一役。而在此役中,香港能否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,不仅关乎港人能否丢掉历史包袱,能否克服心魔,更关乎香港在高烧过后未来能走多远。

时下摆在香港和中共面前的一道测试题,就是六四。今年的六四纪念日,测试的意味更为直接和明显,因为这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公布实施以来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。BBC等国际媒体的普遍疑问是:国安法下的首场“六四”,香港仍能有大型悼念活动吗?而港人的担忧既有历史惯性,也有现实倒逼,而且自国安法落定后类似的担忧就没有间断过,那就是:主张“结束一党专政”的支联会以后还能继续存在吗?港人以后还能不能纪念六四?还能不能骂中国共产党的专制?言论自由和触犯国安法的边界究竟在哪里?国安法和《基本法》所承诺的结社、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,最终会否以国安之名被消灭掉?

在国安法之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发出这样的担忧,站在香港的立场看再正常不过,六四也的确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场事变,这场风波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,偶然性之外,最主要的是必然性。就像邓小平在会见戒严部队时说的,“这场风波迟早要来。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,是一定要来的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,大小的问题。”不管是六四当年,还是六四结束之后的32年时间里,香港都是这一历史事变的关键参与者,这不但是因为当年港人热切投入北京学运、触发百万人上街,以及参与营救民运人士、惊心动魄的黄雀行动,更在于六四作为整个社会内在价值的底色,已然融入港人的日常生活,影响并支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尤其是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,不仅成为全球最独特的存在,而且也或多或少提醒和倒逼着千里之外的北京,还有这样一场风波没有给出让香港人满意的说法,许多人心头的历史伤疤还亟待修复。在这方面,香港之于六四的作用不容忽略,更不容低估。

但同样不可忽略和低估的是,六四在过去32年时间里,愈发成为港人的心魔,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港人对于内地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。不少人对六四的认识停留在了1989年,并通过每年格式化的悼念进一步强化,习惯性地把“反共”当成神主牌,看不到大陆和自己有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文化、传统认识和时代实情,不愿接受内地变化与中国崛起是在中共领导下发生的事实。现在的中国,既不是陈云《香港城邦论》中想象的“地狱鬼国”,也不是香港联校宣言里描绘的“穷凶极恶”,而是严厉反腐,日益强调法治和现代化治理,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坚持社会资源分配做到公平正义,带领14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如果在自身经历过一场刮骨疗毒的风暴之后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,在内地已经由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,港人依然延续着这一带有历史惯性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担忧,依然以六四作为认识内地和中共的最大源头,则注定无法看清现实,更遑论重整旗鼓再出发。中共一定是做对了什么,这是西方世界近些年反复追问的,也理应成为港人冲破六四桎梏来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。

作者 蔡明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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